深圳青年》《凤凰周刊》及纪录片都是他呈献给

 定制案例     |      2018-07-27 15:36

  3.1994年,邓康延策划撰写的《明天的中国新闻》“见死不救罪”,引发全国的激烈讨论,也为至今的社会情状留下了伏笔。

  5.2008年,邓康延和他的团队拍摄了系列纪录片《深圳民间记忆》《六十年三地歌》,以完全不同的视角纪录了改革开放的细节肌理,前者荣获当年全国十佳纪录片大奖。

  在先后拍摄完成《寻找少校》《发现少校》《深圳民间记忆》《先生》等获得诸多荣誉的相对大题材的纪录片之后,邓康延将镜头对准了深圳的民间草根组织。关于拍《民间》的初衷,邓康延讲了一个情节:“我有时去血站献血或采访,总会看到很多深圳人在捐血,以至于护士还委婉地告知我 年轻人捐血的很多,我们的血库已经很充足了 。”等到真正去接触上百家民间组织和很多义工后,邓康延对深圳又多了一份眷恋。“全国只有在深圳,能出现上万人参与的横穿城市的 磨房百公里行 ,完全由民间自发组织,一坚持就是14年;一些热爱户外登山的人,自掏腰包成立了专业山地救援队,一度填补了政府应急救援力量的不足;自闭症患者的家属,在为自己的孩子治疗时,还积极成立机构帮助更多的家庭……”“当城市里的每一个人都在热爱,都组织起来的时候,那就是公民社会的雏形。”

  虽然具备境外背景,但《凤凰周刊》却将大本营设在了深圳,邓康延认为这绝非偶然,“深圳是个新锐城市,它能放手让你去做,而电视台母体也给你足够的信任和空间”。在他手里的数年间,《凤凰周刊》逐渐明确了自己作为一本连接内地与港澳台三地刊物的定位,以民主、法制、公正、客观的价值追求,迅速成为华语世界权威的时政文化杂志。在当时的大学校园里,许多新闻系学生案头必放的除了《南方周末》,还有《凤凰周刊》。

  4.2003年8月,《深圳经济特区人体器官捐献移植条例》被市人大通过,这成为中国第一部器官捐献移植相关法例。随后两年,邓康延担任主编的《凤凰周刊》刊登《大陆人体器官捐献调查》等系列深度报道。

  就这样,邓康延仅仅怀揣着一个“文学梦”就加入了“盲流”的队伍,很快深圳的包容就让他如鱼得水。见证了《深圳青年》“敢为天下先”的黄金时代,带领了《凤凰周刊》扛起两岸三地权威报道的大旗,而后又拿起镜头对准了二战时期的远征军少校、民国时代的“先生”们以及深圳的民间组织,二十多年,就在邓康延文字、读图、影像三个时代的转换里,深圳也从最初青春热血的“寻梦之城”变成了一座已呈现公民社会雏形的真正意义的现代都市。

  在两份刊物《深圳监察》《红树林》短暂工作一段时间后,1993年邓康延加入《深圳青年》杂志社。1988年创刊的《深圳青年》在全国率先倡导“为自己叫好”的新观念。不少新的思想、新的潮流、新的人物从《深圳青年》发酵,蔓延至当时尚属闭塞的内地城市,在上世纪90年代的青年心中,《深圳青年》的地位相当重要,以至于在宁夏一望无际的腾格里沙漠东南边缘,每个月都有十来人宁愿步行数十公里到唯一的报刊亭买到它。

  八年,是邓康延职业生涯里绕不开的数字。如果说来深圳的头一个八年,在《深圳青年》张扬了自己青春的激情,那接下来另一个八年,则让邓康延以更深沉的视角去观察、思考深圳以及全国踏下的新节拍。2000年,凤凰卫视创办《凤凰周刊》,老板刘长乐和社长周志兴力邀邓康延加入,已过不惑之年的他接任该刊主编一职。

  坐在新闻路的办公室,被各种纪录片资料包围着的邓康延说起了与父亲人生轨迹的对比,“我走了一条和他完全不一样的路,他也喜欢文学,从云大毕业再到同济进修,做到了陕西省的总工程师,同样喜欢文学的儿子却未被专业和户口所束缚,因为撞上开放的城市和时代,有了更多元的人生选择。我们是经历上山下乡的最后一批,恢复高考的第一届,我们的哲学是从皮肤上感受到的。我庆幸来到了深圳,感恩这片土地和朋友们,包容我的莽撞和异想天开”。

  能义无反顾地跳入纪录片这个“火坑”,邓康延很庆幸自己生活在深圳:在为经费一筹莫展的时候,是深圳的企业家给了投资成立纪录片公司“越众”;每每为项目启动资金发愁的时候,深圳市政府设立的公益文化基金总是适时地雪中送炭。“他知道你拍纪录片不赚钱,但只要你用心去拍,拍出影响,有好的项目就会给你资金支持。深圳是滋养人的,我只害怕有负这份厚爱。”

  1.1992年年初,发表南巡讲话。几乎同时,邓康延告别西安煤科院的稳定工作,南下深圳开始了自己的“寻梦之旅”。当年8月26日,邓康延客居异乡无友可聚纪念生日,孤独走在深南路上,发现满街庆贺深圳生日的标语。他在心里喊:这就是我的城。

  7.今年6月,深圳越众和台北卓越两家民间纪录片公司合拍的纪录片《黄埔》在黄埔军校90周年时首映,延伸展览“惊涛伟岸”在欢乐海岸同时启幕。内地及港澳台广为报道,被称为最年轻城市最具历史情怀的致敬。

  2004年之后,邓康延有了一直在重复自己的焦虑,在与友人的一次聚餐上,他听到了云南远征军的故事,当时他就决定:即便放弃主编身份,也要去拍纪录片。随后的五年间,《寻找少校》《发现少校》在邓康延和朋友们的镜头下相继呈现,“纪录片影像是未来的呈堂供词”,他也确立了自己至今唯一保留的身份———纪录片制作人。

  上世纪末,深圳作为“寻梦之都”对很多人的吸引力是金钱,一夜暴富的神话常常在这里上演,“可就在别人忙着炒股、炒楼的时候,我们却能为一个作品标题在办公室面红耳赤吵上一天”。当然,支撑文艺青年们死心塌地在《深圳青年》坚守的,不只有理想和情怀。据邓康延回忆,那时深圳白领的工资大概是一两千元,但记者编辑的稿费有两三千元,如果作品全国获奖或被转载还另有奖励,“当时的奖励机制和薪酬丝毫不落后于其他行业”。而1993年10月由《深圳青年》总编倡导发起的全国首个“文稿竞价会”,更直接标志着文稿也能进入市场,拿到天价稿酬。

  8.2014年,深圳宣传文化事业发展专项基金(即公益性文化基金)建立20周年,20年内该基金已资助超2000个项目。今年2月,邓康延纪录深圳12个民间组织的《民间》开播,并延伸出一场全城民间组织参与的“民间来了”展览,该项目和他所拍摄的多个组织亦获得深圳政府和民间的多方支持。

  很快,邓康延就凭借才能和激情成为了杂志社的编辑部主任、策划总监。他倡导加大图片的力度,“读图时代”的想法使他在刚负责全刊版面时,就以多页漫画版《推销时代》做了头条,一时惊动报刊界褒贬。随之,他决定开一个新栏目,“与其天天看文人在书斋里的创作,为什么不要龙岗、宝安的打工妹干了一天活、坐在地上用潦草的笔迹写的小稿呢”?于是,在全国率先的互动栏目《最是难忘》《一滴水里的海》迅速成为焦点热点,包括打工族在内的每天上百篇稿件从全国各地汇聚深圳,编辑部不得不花很长的时间才能从里面挑出最优秀的作品刊登,而几乎每期刊发的稿子都被《读者》《青年文摘》转载,也就在1996年左右,《深圳青年》以接近50万的发行量一跃成为全国最火的青年刊物。

  那个时候,来自深圳的《凤凰周刊》也成了内地民众了解港澳台新闻和民国历史的重要窗口。它在中国内地第一次以封面形式刊发了《跨越三世纪的宋美龄》《蒋经国》《叛逃者的境遇》《遥远的朝鲜》等报道,经由当事人亲历揭示,向中国内地重现了真实的两岸历史人物,同时又以严谨的数据和事实在全国掀起一次次独家和内幕。当时首席记者邓飞先后写出《南中国贩童链》《死刑犯器官捐献调查》《血煤矿难》等深度报道,这些在当时尚属十分敏感的话题都被邓康延当作了封面专题去制作,而为了让更多的内容在刊物上呈现,邓康延甚至还一度撤下了烟草广告。“如果说《深圳青年》代表了深圳的青春热血,那么《凤凰周刊》则是这座城市和新锐媒体开始进入更深沉的思考、形成国际化视野的阶段。”

  6.2010年,全国城市首创的“深圳读书月”十周年,邓康延作词的读书月主题歌《云在青天书在手》,唱响深圳。

  2.1993年,全国首个文稿竞价活动正式在深圳拉开序幕,邓康延作为当时《深圳青年》的编辑部主任,合写了震动文坛的卷首语《为文人造个海》,也代表杂志社举牌参与竞价。

  当时,《深圳青年》几乎汇集了全国最有名作家的作品,苏童、毕淑敏、周国平、贾平凹等人都曾为其供稿。1993年10月28日,文稿竞价会正式开启,由于此举在当时太过超前,为减少社会影响,拍卖会从原本1000个座位的深圳会堂转移到深圳图书馆一间只有200个座位的会议室,但当天依然有几百名海内外记者得到消息赶来。拍卖会上,刘晓庆的自传《从电影明星到百万富姐》仅仅只有一个标题,就拍出了108万元的天价。上海作家倪振良的长篇《深圳传奇》也从4.5万元的标价最终以88万元成交。

  没有户口,也完全不认识谁,几乎在1992年南巡讲话的同一个月,邓康延放弃了西安一切稳定生活,来到了深圳,彼时他的手里只有一个筹码———热爱文学,写得一手好文章。

  放弃工作、放弃户口,到深圳去!在上世纪80、90年代,这几乎是内地青年朋友圈里最令人热血沸腾的事。即便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毕业生,即便已经拥有了一份地质工程师的稳定工作,邓康延也依旧没法摆脱深圳的呼唤。那时的深圳,是一个比“美国梦”还要诱人的地方,也是全中国唯一一个没有户口、档案、粮油关系也能让你重新开始的魔力之都。

  1977年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大学生。1982年开始写作,出版有各类著作及电视作品。1992年南下深圳,曾任职《深圳青年》编辑部主任、策划总监,香港《凤凰周刊》主编。现为深圳越众影视公司董事长,主要从事纪录片制作,作品有《寻找少校》《发现少校》《深圳民间记忆《先生《黄埔《盗火者》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