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周刊:赦免贪官无法凝聚改革共识

 定制案例     |      2018-08-28 17:22

  吴思先生的专访全文在网上大家都可以看到,现在我们来听听凤凰周刊的卷首语怎样写的,它是否是说理充分的。凤凰周刊的文章开宗明义的就表态说,前不久学者吴思提出以赦免腐败为条件,换取贪官对政治改革的支持,一时引起舆论的关注。应该说这种设想很美好,然而现实却很残酷。因为这种主张建立在对中国大陆社会现状和民众心理的误判之上,快可操作性和实施效果很可能与设计者的初衷南辕北辙。文章说,经历30多年改革开放中国大陆社会各阶层充分发育和分化,并非可以简单的化为贪官和民众两个部分。仅就官员群体而已,其中除了贪官庸官还有众多循规蹈矩的普通官员,还有不贪的清官,如果与赦免贪官作为政治改革的交换条件,那些没有涉足腐败的官员怎么办?按利害转换立场预测,此方案一出,原来支持或者不反对改革的清官在不平衡心态下很可能反过来反对改革。如此改革就在把一种阻力变成动力的同时,又把另一种动力变为阻力。再说,凭什么担保贪官被赦免了以后,便真的能够从此毅然走上支持改革之路呢?还有,赦免贪官对那些以前已经查处判刑的怎么办?是不是也要赦免。所以凤凰周刊认为,这种改革设计所失远大于所得,将是一场为大多数人所反对的方案。凤凰周刊说,这个方案不但有害于社会秩序的道德根基,更有损于执政党合法性的基础,其前景不问可知。接着,凤凰周刊的文章就提出,应该将突破口放在缩减政府及政府官员的权力,也就是减少权力寻租的机会与空间上,让政府从现在的全管部门转变为法制意义上的监管部门。而且仅仅扮演市场社会自制以及学术教育和专业自制的监管者,仲裁者的角色,把权管和主管者的权力,该给市场的还给市场,该给社会的还给社会。

  正是吴先生的以特赦方式推动中国政改这一建议引起了轩然大波。凤凰周刊最新一期卷首语就发表了署名周坚民的文章,题目是“赦免贪官无法凝聚改革共识”我把这篇文章的大意告诉了吴思先生,我把这篇文章也给吴思先生看了。吴先生对我说,他在网络上看到了很多对于他特赦主张的批判,都感觉说理不足,所以吴思先生希望凤凰周刊的卷首语写的好,要充分的说理,这样就能够把这件事情的讨论引向深入。我很赞成吴先生的提议,希望大家能够充分的说理,把此事的讨论引向深入。

  吴思在回答中国多年来未何一直没有切实有效的推进政改的症结何在,这个问题的时候。回答说,权力核心自然会考虑政改的成本和风险,现在腐败问题很严重,从中央到地方都存在这个问题,骂官现象很普遍,如果这个时候搞政改,让民意充分的表达意愿,政府的命运将会如何,谁愿意处在这种受攻击的地位呢?看起来政改的成本和风险不小,但收益又在哪里?政改带来的好处归谁?再说,不搞政改是不是就要崩溃?他说看起来还不至于,经济上还是过得去的。总之不改革好像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而改革对于某些既得利益集团来说,肯定是不利的。吴思说,政府的这笔账还是没有算通,利大于弊的共识还没有形成,所以改革自然就很难推进,那么这笔账应该怎样才能算得通?吴思认为,政府主导的政改要想行得通,首先要把利害关系账算通,让主导者的收益大于成本的风险。他说,参照历史经验,政改可以实行有条件的特赦。他说以特赦作为激励机制,甚至可能调动贪官污吏的政改积极性。其次引入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经验,允许看,大胆试,化解阻力,激励探索分散风险。第三,向民间借力,把不争论改为可讨论,以获得社会舆论的支持。如此则动力大于阻力,政改的可操作性其实还是很强的。

  凤凰周刊的这个观点大家比较熟悉,我就不多介绍了,所以这个争论的焦点还是应不应该以特赦去促改革,促进政治改革。这确实是一个热门的话题。我同意吴思先生的观点,说希望大家能够拿出各自的充分的说理的论据来,来把这种争论推向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