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周刊:浙江煤商山西讨债250亿

 定制案例     |      2018-09-03 07:25

  急速时时彩计划温州煤老板普遍希望省政府此行能使局势峰回路转。据了解,“沟通团”在山西召开了座谈会,参加人员除了在晋投资的浙江煤老板,还有山西官员。山西方面的代表在会上“没做任何表态”。

  温州市律师协会副会长戴北平曾制订多个维权方案,并组织研讨会探索煤老板的法律维权方式,他建议就山西省的煤改政策向国务院法制办申请行政复议。但半年多来,没有一个温州煤老板找过律师团,律师们只是一头热。

  2009年12月,他们联合在山西投资煤矿的浙商,以地方投资促进会名义给山西省政府发了《一场等不起的重组》公开信,但没有得到山西省政府的答复。

  报告建议,由浙江省政府部门组成协调小组赴晋深入调查;并与山西省政府商讨,对手续完备的矿山继续允许开采。对退出的商量合理补偿原则。

  年关将至,周时选打算放手一搏。他最近忙着打官司追讨两年未果的债务。和他一样的温州煤商,沉寂一段时间后纷纷返晋,忙于追讨一笔笔巨额补偿余款。

  市县政府层面,煤老板比较集中的乐清市、苍南县、永嘉县等政府相继派出调查组前往山西调研。浙江省平阳县政府还派出了一个由分管副县长带队、多个部门人员组成的13人调研团,赶赴大同、太原、忻州。

  按协议规定,山西方面要在2009年底前付清各家小煤矿的补偿款。然而,近500座温州人投资的小煤矿中,除部分被直接关停的煤矿外,各小煤矿主只陆续拿到了40%-50%的评估价。

  多名温州煤商反映,各大集团均有书面或口头承诺,对补偿款支付日期及金额有详细计划,一般分为三期或四期赔付,但大部分并未遵照执行。

  很多煤老板害怕“枪打出头鸟”,他们也发现,有关山西煤改的诉讼,山西县级以上的法院都不受理,“告到北京更不可能,因为我们都没有一审,更何况异地受理也不合适。”

  到11月底,山西政府要求基本完成整合主体企业到位和证照过户换发,激化了煤老板们的抵触情绪。11月5日,他们准备在温州水头、平阳等地发起“万人签名活动”,最后迫于压力没能举行,但此后维权呼声升级。

  目前,山西省所有登记在册的中小煤矿都被收归国有或国有企业控股。由于补偿款数额巨大,一些兼并重组主体企业拿不出那么多钱,兑现一拖再拖。

  2009年10月底,谢炳佳等30多位温州煤商集体现身在杭州“浙商转型会长论坛”上,座谈“山西煤炭重组兼并对浙商的影响”,希望能引起有关部门关注,假以援手。

  看到煤老板的实力和舆论转向,杭州、温州、北京等地一些律师事务所相继成立温州煤老板维权团体,试图寻找代理机会。

  谢在大同的煤老板朋友们至今没有拿回一分钱,有的甚至没有签订兼并协议,煤矿被勒令关闭铲平了,政府分文未给。

  2009年12月初,浙江省政府首次向山西派出“沟通团”。“沟通团”由省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1名副主任带队,成员5人左右,主要来自省经协办、金融办等,还有随团律师,走访浙籍煤企。

  时隔不过一月,他们再次发出公开信,并以公民建议书的方式上书国务院。同时召开研讨会,希望能在山西省政府与浙商及学术界和法律界人士之间建立一个商讨桥梁,但最终未能如愿。

  在吴族春看来,对于温州煤商在山西煤改中整体亏损事件,浙江省政府“不会坐视不管”,但如何“管”却非常有挑战性,“因为每个煤老板情况不一样,取得矿权的途径区别也很大,省政府更多是起到沟通作用。”

  周时选说,他身边只有极少数的温州煤商拿到了本钱,更多的煤商则血本无归。连日来,他陆续听到一些温州煤商“失踪”、“跑路”的传闻,更急于赶在年前拿回补偿钱。

  会后,双方未见进一步实质性举动。调研结束后,随团的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吴族春律师等完成了一份“浙商可能遭受重大损失”的书面报告,递交浙江省政府。

  这笔余款是他们在2009年山西省煤矿业改制签订并购协议时未到手的补偿。两年前,近500座浙江人投资的小煤矿被兼并,投资总额500亿元。

  根据山西省煤改政策,民营小煤矿可以折价入股国有企业,也可根据评估价,由国有企业给予经济补偿。“我们一般都是拿钱走人,只有极少数通过挂靠留了下来。”周时选说。

  这两年,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一直在为温州煤商“讨债”呼吁,“现在拿到手的估计有250亿元左右,不到全部补偿款一半。”周最近又准备在浙江“两会”上重提有关山西煤改的议案,希望浙江省政府出面,督促山西方面偿还补偿余款。

  兼并之初,由于利益的巨大损失和意识到将最终出局,以往各有算盘的温州煤商们开始聚集会商,他们寄希望于媒体和法律专家讲“公道话”。山西宁武县群体相对集中的温州煤商更尝试抱团自救。

  谢炳佳认为,在煤矿整顿中,大同煤老板们放弃了集体发声,失去了争取应有权利的机会。相反,宁武县的温州煤商抱团自救,至少让他现在拿回了本钱。

  周德文在2011年的浙江“两会”上又提出一份议案,建议浙江省政府继续出面,与山西省政府沟通,妥善处理一些侵犯民企合法权益的事情。

  煤改之初,温州煤商公开请求浙江省政府关注,这一诉求得到浙江当地学界的支持。学者们认为,浙江的政府部门有责任出面维护浙商利益。

  最近一个月,扎在山西的煤商们每天早晚都要去当地的煤炭工业局,问补偿款到了没有。他们担心地方政府换届,发生政策变故,就什么都拿不到了。

  在周德文看来,以公开信去抗衡一个省政府的政策,至少让山西的温州煤商释放了一部分怨气,并改变了外界漠视“煤老板遭殃”的心态。

  “最好的解决办法是,通过省际政府之间的沟通,让山西能主动调整过来。”周德文说,但他觉得这种可能性不大,原因是影响了浙江和山西两省之间的关系。此外,浙江省60%的能源供应来自山西,“不敢得罪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