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周刊主编邓康延聊天实录

 定制案例     |      2018-09-26 10:33

  主持人说:任何一个品牌都有它主要的内涵和主页,我们看到一些大的品牌,百事可乐也做鞋,但是它的鞋子永远不会超过耐克和别的品牌。

  邓康延说:我们的言论稿里面有台湾的、香港的、海外的未必和大陆主流完全一致的声音,这才是新闻媒体正常的。真相在那儿摆着呢,各个人群处的空间、环境和理念不同,有不同的解读。我们是力求更接近事物本质的解读,而不是限于某种框架。

  邓康延说:《读者文摘》上曾有一句话“志向相同又不相逢的人们,就像两棵并立但又没有靠着的树,他们的根须和树冠相连,他们在最深处和最高处相逢。”我们的第一本“凤凰周刊精品集”一度上过书籍畅销榜,书名就叫《高处相逢》。

  邓康延说:我们的一线员工比起其它杂志社可能要少得多。编辑记者十二三人,每一期做起来大家分工协作,既紧张又刺激,也很累。我们在北京、上海、香港、台湾都有自己的记者,编辑部主要设在深圳,有专职的记者,也有特约的记者,也有些主笔。我们想尽量利用社会的力量。至于工作量都有一个量化的标准。每个月记者应该完成几篇稿,编辑应该编多少稿。

  邓康延说:早期有赖于凤凰的母体,现在除了我们凤凰频道栏目介绍一点节目的动态,形成互动外,其它不管是内容还是报道的方向都和凤凰卫视完全不一样了,已经是一个非常独立的、有平面媒体共性的、又有自己特点的华人圈的时政刊物。

  邓康延说:凤凰卫视是一棵大树,为我们早期遮挡风雨,以后过于依赖,也会让我们少了阳光。我们更多地是从精神层面汲取母体的营养,在业务方面向一流的平面刊物如《新闻周刊》、《时代周刊》学习,找差距。我觉得品牌积累过程会很长。我们的发行量三年每一年都是往上跳一大步,我们已经上了轨道。

  邓康延说:因此,在这样的平台上它的定位是面向华人圈的具有时政、文化、财经多方面内容的综合性的刊物,它的思想表达是客观的、多元的、包容的。港澳台、大陆甚至美国、欧洲、日本的一些华裔都是我们的读者和作者。比其它的刊物,边缘可能会更宽广一些,限制也会相对小一些。

  邓康延说:应该是这样的,十块钱一本,送一张光碟,每期都有,是凤凰卫视的精品节目。印刷价格方面的限定,内容方面的定位,更多的是白领阶层所关注的国计民生方面的一些热点事件、敏感话题。

  邓康延说:第二个阶段到了《深圳青年》,当时的深圳93年的时候,有点像美国西部开发的时候,很多年轻人激情蓬勃,我转行过来做编辑部主任做策划总监,办一本激情和活力的刊物,有很多的时间去采写一些稿件,也写一些散文和杂文。还给《南风窗》开过两年专栏。随着年纪增长和阅历的加深,又刚好凤凰卫视给了我这个机会,转到了时政刊物,心也随着沉静下来,更多一些新闻性、时效性的平实表达。

  主持人说:《凤凰周刊》的宗旨是为全球华人服务,作为一本时政杂志如何让你的内容适应两岸三地不同的内容形态?

  邓康延说:打个比喻,这种风格应该是怎样的呢?更多的是一个男性刊物,像是一个二三十岁的小伙子,对眼下的重大事情尽可能奔到现场,尽可能地用准确的语言去表达阐述。还邀集海内外有造诣和思想深度的专家学者挺拔它的思想。多种元素汇总起来,慢慢地这种风格就可能会形成了。

  《凤凰周刊》如何建立自己的竞争优势主持人说:目前竞争对手有三联、新闻周刊和周末,你们怎么建立自己的竞争优势?

  邓康延说:同时也觉得更具有挑战性。我觉得这三年有进步,但是远远不到位,我觉得不管是我还是这本杂志上升的空间还是很大.

  邓康延说:我个人的感觉,品牌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是在这个时代和社会能不能给读者第一时间拿出一些别的地方看不到感受不到的东西,尖锐地、睿智地、善意地对国家的民主、自由、法制进程有所帮助的文章和观念,这才是最重要的。有更多的资讯表达,更深刻的思想传递,就有口碑了,这本身就是品牌了,叫什么周刊好象不太重要了。

  邓康延说:此外,那些记者和节目主持人几乎都成为我们编外的力量。像阮次山、曹景行、闾丘、杨锦麟、鲁豫、吴小莉、胡一虎他们都愿意为我们撰稿,他们视角不同,看问题就带着华人圈所能接受的视角。

  邓康延说:面向这么多的读者朋友,我唯有和我的集体勉力而为,争取能办出一份不同凡响的独到的华人圈大刊。《凤凰周刊》也许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是有一点,它是一份向上的刊物,它是一份志存高远的刊物。

  邓康延说:凤凰高层从没有给我们下过该登什么不登什么的行政命令,只让我们按照平面媒体规则既讲自律又大胆放手去做,我们当然也不能辱没这样的平台。凤凰卫视对外一说就是七大媒体:五个台,一个凤凰网,一个《凤凰周刊》。《凤凰周刊》作为母体的外延毫无疑问会带有母体的气息。但是它已从卫视的羽翼下飞起来了,已具备时政大刊所需要的重要元素。

  主持人说:我看到很多的大学生网友对《凤凰周刊》很感兴趣,也有兴趣到您那儿工作?《凤凰周刊》会招收应届的毕业生吗?

  邓康延说:我们派记者和特约记者几方面调查,看这个游行的源头什么,到底是辱华事件,还是下流表演,把真相剖析清楚以后,就能看出来这个五万人的上街游行值不值,究竟给西安的大学生和西安古城加分了还是减分了。

  邓康延说:我们看编辑首先更多地看他的思想,他整体对社会对人生的价值观,这点非常要紧。我们选人先要志同道合。第二点,他应该善于学习。媒体不断地在更新,世界是变化的,以不变应万变是完全不行的。所以应该勤奋,要多去写稿找内容。我对编辑在文字方面的要求比较苛刻,有些时候为报上来的一篇文章有几个错别字会发火。我觉得做编辑首先文字要清晰,要简短,要漂亮。大小标题要尽力做得到位。

  邓康延说:再加上两个非常棒的评论员,港台评论员和北京日本研究所的研究员从更理性的角度来看这件事。就会给读者一个相对准确又不乏深刻的解读。

  邓康延说:我们已经打平并有微利了。实际上还是平台对我们有一个上升空间,从发行、广告上,很多时候给了我们依托。凤凰卫视会经常播我们《凤凰周刊》自身的广告,同时有很多的客户爱屋及乌。有些大企业家可能也觉得周刊还不足,但是又能感觉到它的火力和活力,因此还是愿意投放广告。例如帕萨特的老总从一开始就看好我们,一直给我们倾情支持。这里面有很多是凤凰原有的影响,但是随着我们不断成长也会被社会所认可。

  邓康延说:月发行早已突破10万册,海外的发行量相对比较少。在香港我们最多的时候也就几千册。更多的还是面向内地。但不光是香港,台湾及海外的华人社区都有一些发行,凤凰卫视落地的地区我们就会有一些拓展,虽然数目不大,但还是有影响力。

  邓康延说:新闻事件这些东西是客观存在的,我们先去客观地表达,而不是遮遮掩掩、文过饰非。再用什么样的角度去谈问题。这次西安五万大学生游行,媒体较少也较难报道,以至以讹传讹。

  主持人说:我自己看到您的背景非常感兴趣。您一个地质工程师,与其他的杂志主编相比工程师的思维给您的杂志带来什么不同的特点?

  邓康延说:与学新闻和学中文的更多地从新闻理念上规整的方式或许有所不同。我不太有章法,这点是我的弱项,但是如果在一定的规则之下,再去张扬个性的东西,也许能有一些特色?为文是没有什么方圆规矩的,但是首先应该有思想风骨。

  邓康延说:从小我想写出一些书,我内心强烈感受到的也打动世人的一些书,但是这些书还都没有写出来。我近期的理想是和我的同事们怎么样很快把《凤凰周刊》再上一个台阶,进入上升的通道,不负凤凰卫视高层的厚爱,不负这些员工对我的信任和外面读者的期待。我还想在歌词写作上有些拓展,写完《日出》主题歌词后,又有些片约。我很想有闲暇时把唐宋八大家每个人都写一首到位的歌词,再请作曲家朋友谱曲,能做出一个VCD的光盘。

  邓康延说:我觉得不管是写诗、作文,还是办刊物,有时候都是在戴着镣铐跳舞,这是对于杂志的形式而言,也是对于我们所要表达的思想而言。

  邓康延说:所以我的写作历程是从早期的诗歌、散文、杂文以后,到纪实文学,再到新闻时政。当主编事务多一些,写的就少了。

  邓康延说:任何一个杂志社甚至你面前的任何一个事业的门都是开着的,很多是取决于你自身,每个刊物都有自身的特色,这种特色是这个刊物里所有的人不断地慢慢磨砺出来的。首先要去了解它的特色,能为这个特色加分,就容易征服你要去的单位。

  主持人说:我知道您为这本杂志的独特定位做了很多的努力,但是对于《凤凰周刊》自身发展来说,有没有发现自身很难摆脱母体的影响?

  邓康延说:第四,港澳台的动态走势也是我们的一个资源和优势。第五,正是我们最独到的,即电视文化的优势。央视要办一份刊物,专门有人来跟我们沟通交流。凭借凤凰卫视,我们能每期附送一个光碟,卫视节目精选,有些地方收不到卫视,通过杂志就知道了凤凰卫视。我们会把国际国内的电视优秀栏目、新的电视文化现象介绍进来。成为我们特色之一。

  邓康延说:以前不同程度存在这样的问题,但是我们今年改版以后,大家注意就会看到,每期都会有一个相对大一些、重一些的专题,这个专题会有主打观点,也可能有多种角度去解读。首先这个专题是适合《凤凰周刊》的,同时在做专题的时候有我们自身的特色。此外,我们还有一系列独有的栏目文章,在华人圈视阈的编辑记者主笔、特约撰稿人,以及图片、版式的集体打造,每一期都贯成线的时候,慢慢地就能形成了它的主题曲。而我本人是很民主的做派,一则这是我的理念,二则我自省我不是个强势主编。

  邓康延说:努力代表华人圈的普世的真理。应该和国际的潮流是相吻合的,在经济发展上要更多的市场化,从思想和社会体制,更多宽容的、多元的、法制的建设。

  邓康延说:以后的杂志报刊会竞争得越来越激烈,同时越来越细化、专业化。不可能是统揽万象。另一方面报刊又会整合,优胜劣汰,报刊的空间会随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文明开放的程度而增大。

  邓康延说:总之能写一些感动自己也感动别人的文字,能发表一些鞭笞很多丑恶不公正世象的文章。祭献于这片富饶而困苦的土地。

  邓康延说:我们成长的初期依赖于凤凰卫视,但是第二年的时候,我们完全是一份非常独立的按照平面媒体模式操作的刊物。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小莉采访刘晓庆,电视没有播之前我们的杂志不能先出来,但一播杂志再印就晚了,报纸铺天盖地。我们只能用杂志的优势,如让小莉写一篇采访手记。

  邓康延说:今年我们就招了两三个,有刚毕业的,也有刚毕业不久的。一方面他们确有活力,但稿子写得不够份量,所以更多地希望能用一些有历练和思想的,文笔更为老道的一些人。

  邓康延说:有一些很尖锐的,比较敏感的话题或个案,我们也会加上“编者按”或者“不代表本刊立场”,甚至我们可以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只因为觉得有些观点在海内外可能很有市场,因此,不应放弃。对当局而言,所谓稳定,就应该是在民众得到了更多的资讯,新闻媒体更为透明的情况下才能得到人心的稳定;对我们而言你所发表的这些东西决不是假的,杜撰的,扭曲的,也不是择一而漏万的,只有这样才能够赢得读者的尊重。

  邓康延说:对于年轻人来说,什么时候都不要愁机会,但你要愁你自身的能力行不行?哪个地方都需要铁,哪个地方都需要打铁的人。而你有没有很硬的打铁技术和身板呢?只要你硬,就是剩一份杂志一份报纸你也能挤进去,否则即使遍地都是报刊你进去也会做得平平。

  邓康延说:4年工科学业和10 年科研经历,可能给我逻辑思维上有潜移默化的训练,但是我自认为是很感性、冲动的人,这对我就有些折衷。对于杂志来说,我考虑问题可能会更多从读者的视角,感性的视角。

  邓康延说:第三,我们可以加强观点论语。聘请华人圈一流的学者专家,龙应台、董桥、贾平凹、朱学勤、沙叶新、秦晖、樊钢、谢国忠等人发表尖锐有见地的声音。

  邓康延说:这个问题也是很尖锐的。我是如履薄冰,一方面我要把关,一方面又想给读者更多的资讯和观点,度上要把握好。一定要实事求是,此外有些特别敏感的问题不做过多地评判,只用事件本身的发生来说话。而后酌情表达观点。

  邓康延说:少多了。我最早在西安的《女友》上面发表东西,有些小文章被《读者》转载,最后《读者》又出了第一本个人的散文集《常常感动》。

  邓康延说:我倒坚持写一点精粹的短文,例如照片配文和图画配文,在《深圳商报》连载的专栏出了本《老照片.新观察》,现在该报又开一个“新照片.新观察”专栏。近期还为两位画家杨梅红和李春枝的画作配文出了两本小书。

  邓康延说:最初我们也更多地汲取国外和海内外的管理精华,但是现在来看,应该说不具有特别的优势。因为国内的办事处是在深圳,吸纳更多的还是国内媒体的一些优秀记者、编辑、美编,也有个别的美国留学回来的,从香港工作过来的。管理方面和其他的杂志社差别不是太大。

  还可以采访一些卫视没有播的,比如税务问题可以采访刘晓庆的经纪人,还可以做一些其它案例比较,配发一些专家观点。不怕晚,但怕浅。再例如在911的时候,我们的记者在美国现场所感受的可以写文章,约请最权威研究者观察后势,还可以即时调查港台澳、大陆各个阶层的人对911的看法观点,同时图片可以做得主题化,此外还可关联中国的东突问题。总能在凤凰卫视和大多的平面媒体之间找到我们自身的独特定位。

  邓康延说:其它方面,我们所做的专题,评论,国内外的稿件,都是我们编辑记者主笔特约撰稿人自己运作的。因此,和凤凰卫视已经没有过多的牵连了。但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邓康延说:不能完全说没有章法。我们要去看别的好的刊物如《时代周刊》、《新闻周刊》,国内的《南方周末》等等,我经常自叹不如,但是我还有信心,有激情,要去挑头干好一份具有时代担当的有见地的杂志。

  邓康延说:我们也会着力做一些电视文化,可以利用独到的资源。这是相对小的一块,但希望做得深,做得精一些。与卫视相得益彰。

  邓康延说:首先我们不能放弃眼下大陆发生的国计民生的重大事件,类似核潜艇出事,西安学生游行,神五升空,修宪,选举等。与时俱进。其次重大的事件和人物的解密,包括当年国共两党的纠葛,中朝、中越关系,文革、反右实情等问题,我们可能不会从大的层面做,总可以去解读一些具体的有代表性的当事人和细节。还可以重新审视台湾的重大事件和人物,如蒋介石、蒋经国、胡适、宋美龄、张学良,客观解读他们的生命和时代。我们有个栏目叫“台海机密档”,用档案馆图片揭示当年被遮掩的真相。

  邓康延说:比如记者每个月写来三四篇稿子,有些编辑后发了,有些打回去修改后再发,当然也有不发的时候。而有针对性地外约名家或主笔的稿件大多都能用。

  邓康延说:我觉得在这边更累也更充实一些,原来办月刊,选题策划想好以后自己可以写一些。但是来到这边十天一期,必须赶时效,抢新闻和抢热点,要有锐度又要把握好度。新鲜比不过周刊、日报、网站,所以更多地要把握角度,挖掘话题、专题,所以比过去累得多,忙得多。

  邓康延说:上层给我们这么大的空间和厚爱,身边又是移民精英队伍组合,没有太多框架。有时候风格可能是一种坚持的产物,一种在众人不断地冲突中完善的产物。

  邓康延说:《凤凰周刊》在2000年3月试刊了一个阶段,2000年6月30日正式创刊,已有三年多的时间。它是在凤凰卫视这样的大平台上做起的,凤凰卫视全资控股。从最开始凤凰高层有这样的理念,要拉近全球华人的距离,不只在电子媒体上面,平面媒体上也要有所发展。《凤凰周刊》应运而生,并被中国国务院新闻办特许在大陆发行。

  邓康延说:在这些版面的田野上耕耘的时候,慢慢地汲取每一个人所带来的气息,我们内部的调整,外部也在不断地反映,从发行量和广告量各方面来说,都会去影响这份刊物的内容。

  邓康延说:因为我们也是在大陆发行,必须有一些自律,但比国内的时政刊物走得相对远一些。我们有自己的底线,报道新闻时政,揭示新的文化现象、社会走势,秉承客观立场,多元精神。

  主持人说:《凤凰周刊》的优势非常明显,背靠凤凰卫视的资源,但是做电视和杂志毕竟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专业,就像做面包和买馒头是两个不同的理念。

  主持人说:邓主编您好!很高兴有机会和您共同探讨《凤凰周刊》。作为一本面向两岸三地的华人刊物,能不能先给我们网友介绍一下《凤凰周刊》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