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周刊》特稿:三峡移民回流(上

 定制案例     |      2018-10-01 08:13

  但本地原住民“发现”了移民粗沙地的其它好处—这种沙土可充当棉苗培养土和建筑用沙,他们就在这里直接取土。2004年,陈昌玉地里几乎被挖空,陈只得依势把它改造成一丘水田。今年3月,原住民又瞄上了孔宪贵的沙地,孔眼见一个粗壮男子开着手扶拖拉机来铲土,不敢吱声。

  2002年4月,镇干部带领彭的妻子王文菊和其他村民到重庆江津市高峰村考察。彭万元所在的青树村村民被指定内迁该地。高峰村一组声称将安置28户、118名高阳移民。但移民们发现该组已有200多人,人均土地不足半亩,当地干部承认说你们政府和我们商量的是“空挂”,“你们不要来真的,我们一个都不能要。”

  5月1日,《凤凰周刊》记者来到重庆奉节县白帝镇坪上村一组。2001年8月,该组98名村民外迁湖北省江陵县滩桥镇。次年,就有57人回流。

  2002年7月,彭万元家房子被夷为平地。2002年8月,彭家四口人搬进小江水电站一个废弃厕所里。住了一年后被镇干部发现,勒令搬出。2004年,彭家在老房子原址上搭起一个木棚。夫妇俩在河滩上种些包谷、豌豆糊口。

  5月5日,细雨。《凤凰周刊》记者来到奉节县坪上村移民点—湖北省宜昌市江陵滩桥镇黄桥村,移民孔宪贵和他的妻子蹲在庭院里料理农用膜棚里的棉苗。他们对面是弟弟孔宪云从前的房子,2003年孔宪云回流老家后,这房子便变成了村民们的棋牌室,每天都有六七桌。

  三峡水利工程现进入第三期,将带来更多外迁移民,三峡移民工作面临更大挑战。有关人士认为,破解三峡移民回流难题,理应从正视移民回流问题开始。

  生活的阴影更多来自防不胜防的血吸虫。江陵县政府一名官员告诉《凤凰周刊》,当地是血吸虫疫情最严重地区之一。江陵县血防办资料表明该县人口40万,血吸虫患者达17000人,晚血病人878人。在湖北省4881名晚血患者中,江陵县患者占五分之一。

  2002年,黄云香一家从血吸虫疫区回流,在老家旧房基础上加盖一层,开了一个小店,一天收入仅10多元,丈夫不得不去煤矿挖煤补贴家用。

  大陆政府最先试图对他们实施“上移后靠、就地安置”,后来发现移民聚集库区,将难免引发毁林开荒,造成水土流失,危及三峡工程。

  移民称,他们是在来此地半年后,政府到村里普查血吸虫病患情况时,才得知所在地竟然是血吸虫疫区。而鄂政发【1999】114号文规定:原则上血吸虫疫区不得安置移民。

  邵永富的窝棚在姚家三百米外。32岁的邵原是镇上一名厨师,要求自谋职业,被政府拒绝,并“空挂”到江津市白沙镇。2002年6月,推土机推倒他家房子。邵和他的家族一共二十多人便在河边搭起了窝棚。

  2004年8月28日,最后一批共715名三峡移民乘专列抵达江西省浮梁县,标志着历时五年的大规模三峡外迁移民安置工作告一段落。

  孔宪贵有三亩地是当地所称的粗沙劣土,沙多土少。出太阳,地里没水;一下雨,地里积水排不出,和本地人的油菜相比,孔的油菜明显瘦小、稀落。陈昌玉有四亩也是粗沙土。

  高阳镇移民说,镇干部组织“空挂”时承诺,让村民一两年再迁回,一些移民也就在外迁合同书上签了字,并领取移民安置费。移民官员就把这批移民作为自愿外迁移民上报,同时安置地也按合同作为已安置移民上报。至于移民在何处安生,迁出地政府不管,迁入地政府也不管。

  赣人,长于楚地。职业记者。1996年入行,在新华社旗下做过6年电视、文字。在CCTV、21世纪人才报、《新周报》等有过短暂供职经历,为香港《凤凰周刊》特约撰稿员。坚持秉笔直书、为开启中国传媒之健全心智不懈努力!信奉“与有肝胆人共事,于无字处读书”。一生所望——纵情山水、激扬文字、振兴中华。

  移民欧品强家两个孩子最先被发现患上血吸虫。回流移民余兴安告诉《凤凰周刊》,现居观中村移民点的移民余杰、余国泰的妻子,现居竹桥村的何家双的孩子等也先后被查出感染血吸虫。

  移民代表说,政府是移民“空挂”的最大受益者—移民甘一贤提供的一张《重庆市云阳县农村移民出县(市)外迁安置分户补偿补助明白卡》显示:由迁入地政府掌握使用、不发给移民个人的资金有生产安置费一人10449元、基础设施费一人4245元、基础设施补助费一人775元、管理补助费一人698元。该四笔费用由云阳县政府划拨安置地政府掌握使用,本是便于当地政府有效为移民提供调地、改土和农田水利房屋基础设施配套。但如果一个移民不真正到江津或铜梁落户,当地政府将返回他生产安置费5000元。即便如此,安置地政府和负责拨划移民款的云阳县政府仍至少控制10000余元—两地政府如何协调分配不得而知。

  因不得自主移民,彭万元只得将万州的房子变卖掉,充当儿子的学费。夫妻盼望读大学的大儿子早日成家立业,“下半生只能依靠他了”。

  干部说归说,却没有找过黄家的麻烦。黄回来后的日子看上去平静如昔,但明年这个时候,水会涨起来,2008年,水位将逼近黄家一楼坪地,而黄家处于滑坡地段。那时,黄和她的家人何去何从?

  王文菊和其他村民拒绝签字,村干部便代签。镇干部承诺说,如果他们同意“空挂”,就可领取移民安置费和搬家费,一到两年即可将户口返迁到原籍及居住地。

  与彭万元夫妇不同的是,一些年轻的“空挂移民”不担心镇干部来清理窝棚,他们扬言要搬到更高的地方,“我们总得要活下去”。

  5年来,大陆媒体普遍报道移民群体大部分在安置地安居乐业,“稳得住,能致富”,已融入当地社会。但《凤凰周刊》调查发现,2002年以来,部分外迁的三峡农村移民相继出现回流。

  重庆市移民局官员对此称,迁徙自由是公民权利,政府不便介入。但移民回流、滞留库区,显然背离中央政府初衷—人口过度密集破坏库区自然生态。1999年的资料表明,库区森林覆盖率已从1950年代的22%下降到1990年代的8%;植被基本上从森林向灌丛、草坡和裸岩方向退化;库区土壤总侵蚀量每年达15750万吨,其中60%的土壤流失量来自农耕地;库区水土流失面积达80%以上,其中强度和极强度侵蚀面积占一半以上。另一方面,一个无业、贫困、绝望或愤怒的棚居人群,又加剧着社会不稳定态势。

  4月30日,《凤凰周刊》记者在高阳镇包租一条船沿河而下,发现沿岸搭着很多棚子,船主指点说那都是“空挂移民”的窝棚。

  回流移民生活看上去与从前无异,但事实上他们不再是坪上村村民,在村里也不享有任何权利。他们除了干农活,大部分时间聚在一起打牌、聊天骂娘和研究弄到手的有关移民政策的新文件。

  国务院《长江三峡工程建设移民条例》第三十一条规定,已经搬迁并得到补偿和安置的,不得返迁或者要求再次补偿。但《凤凰周刊》调查发现:仍有相当数量的外迁移民不断回流库区。

  为逃避“空挂”,一些村民躲到了山上,干部们便动用推土机碾压他们的房子;推土机不能去的地方,则组织专业拆房队拆除。

  高阳镇数名移民代表提供的一份《高阳镇空挂户汇总表》显示,该镇受淹12个村、1个居委会,其中9个村就有1756名“空挂移民”。代表们告诉《凤凰周刊》,这只是一个初步统计,相关搜集工作仍在进行中。

  彭是原青树村16组村民,公路维护工。1999年彭响应移民政策在万州市买了一套房子,但当地政府坚持统一安排,将他迁到了重庆江津市白沙镇高峰村。

  孔宪喜等移民告诉《凤凰周刊》,江陵县观中、丛桥、陈湾、吴场等地均出现移民回流。孔说等到筹足了路费,他一样会选择离开。

  2005年4月27日,重庆市移民局政策法规处处长郎诚接受《凤凰周刊》采访时说,截至2004年底,重庆库区已移民82万人,加上湖北库区,三峡工程移民共计103万人,其中外迁农村移民16.6万人。重庆库区9.6万农村移民,由政府组织外迁11个省市的249个县、1062个乡镇、2000多个安置点。

  渝移办【2002】251号文件称:2001年,云阳县移民15000人,其中迁重庆江津、铜梁两市各2000人,出市外迁11000人。但截至2002年,高阳镇外迁江津、铜梁两地移民8721人。据此,移民代表称高阳镇至少有4000名“空挂移民”。大陆移民专家魏沂在新近出版的《科学发展观与江河开发》一书中则提出,高阳镇“空挂移民”有好几百人。魏曾在三峡某县政府任要职。在接受《凤凰周刊》采访时,他不讳言库区“空挂移民”现象严重。

  和孔宪贵留守在这个村庄里的还有陈昌玉、孔宪喜两家,共19人。孔宪贵的妻子向记者抱怨卧室天花板漏水,水泥地板不能扫,一扫一屋子灰尘。移民们坚持带记者去看他们的地“到底能不能养活人”。

  1995年,时任副总理的指出“外迁要建立在农村移民自愿的基础之上”。2001年,云阳县却组织实施统一迁移,一部分迁移外省,一部分迁移附近县市。

  姚长丰的两个儿子早年移民到湖北宜昌,姚和妻子要求投靠儿子,也被拒绝。政府限定投靠条件是五十周岁以上且独居的老人。姚和家人遂被“空挂”到江津,他和老伴住进了棚子,儿女到深圳打工。

  窝棚里没有窗户,床上堆放着衣物和箱子。彭氏夫妇一天到晚忧心大风和干部“光顾”,前者每每刮走了窝棚的房顶,后者则有可能将窝棚视为违章建筑连根拔掉。

  移民代表指称云阳县一些官员直接组织移民“空挂”—政府派出人员驻守江津、铜梁乡镇联系挂钩,再强行组织移民到当地签订“空挂”协议书,办理过户手续。

  一个10平方米的矮小窝棚。彭万元和妻子就在棚里烧饭、睡觉。光着膀子的彭万元在阳光下一脸沮丧,“我们是移民,但我们一天也没有离开库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