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周刊》封面报道3:光谷改革传奇 勇立潮头再

 定制案例     |      2018-10-22 13:26

  急速时时彩计划2015年到2018年,他创造了很多动漫行业的新模式,比如把消费升级跟动漫结合在一起,创造出《我是江小白》,紧接着,他们开始跟中百罗森、良品铺子、三只松鼠等企业合作,通过多种方式,带动一个作品。

  “最难的是观念的突破。”华工科技董事长马新强坦言,“当时学校建立了激光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有几个校办工厂,但规模都不大。学校出来的人,观念还停留在写论文、申请专利、提高待遇方面,并没有想技术如何产业化,推向市场。”

  华工科技就是在那之后走出的企业,1999年成立,2000年就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是华中地区第一家由高校产业重组上市的高科技公司。

  如今的长飞,用庄丹自己的话来说,距离一个国际化的全球性公司,还需要努力和时间。不过,长飞在2016年已经做到预制棒光纤光缆三个领域的全球第一。

  20多年前,管委会的人骑着车子去跑企业的时候,来回路上就要花费几个小时;后来有了第一台面包车,外形破旧自不必说,车里还有个大洞,能看见下面的马路,几个人挤在里面出去办事,时常会有所有的人下来推车的情况发生。

  对这种文化的认同,甚至是推崇,吸引了大批有理想和追求的青年学子和社会各类人群,来到光谷,留在光谷,成为建设光谷的重要力量。

  最初创办企业要向工商局、两个税务局还有质监局提供四套表格,一共32页纸。政务服务局把这些集中在一张表格的正反两页纸上,这种做法后来成为国务院推动商事制度改革“三证合一”重要的实践材料。

  “光谷的起点比较高,做事的人都是博士、硕士学历,这些人不那么官僚,更加以业务为驱动,有事找他们,没事不会来烦你,这点其实很重要。”光谷一家初创型企业负责人坦言。

  “2013年起,高新区试图进一步提升和改善营商环境,并确定了国际化的主攻目标,这需要从体制机制、机构设置方面再动手术。”李世涛说。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华中理工大学(现华中科技大学)光电子工程系主任黄德修以及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光纤之父”赵梓森多次提出加快武汉光电子产业的集成发展。2000年,一份《大力发展光电子产业,建议在武汉建立“中国光谷”案》的提案被提交,这是武汉东湖高新区被称为“中国光谷”的由来,随后20多位在汉院士和科学家向高层上呈在武汉建设中国光谷的建议书。

  虽然得到支持,但问题总要解决。他开始推行产品终身制,把研究成果归公司,公司按比例分红,既保证了科研人员的利益,又有利于成果快速应用于市场。

  更具有光谷特色的是,无论企业规模大小,不断追求创新的背后,大多都带有这些从学校里走出的科研人员和知识分子“心怀国家”的底色情怀。

  从最初谋划到1998年的几年时间里,高新区发展缓慢,没有自己全面管理的产业空间,没有实施全面管理的区域面积,被认为是除了资金以外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光谷30年,始终围绕技术革命带来的产业革命,发展最前沿的产业,做实体产业。东湖高新区管委会主任刘子清认为,光谷发展的初心就是要代表国家,培育和发展能够在国际上有话语权的产业。

  “很多同学说我是来当官的。”他笑着说,真正的原因是他在大学时读的一本通用电气的杰克·韦尔奇的自传。“一个学化学的博士,他做的事不只是影响行业,而是对全球产业和经济都产生影响。很多跟我一样来到光谷的人,就是想做点事,做点有价值的事。”

  绝大多数武汉人,经过卓刀泉路672医院时都不知道,三十年前,这旁边还有一栋二层小楼,现在承载了诸多赞誉的“中国光谷”,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最终,武汉东湖新技术创业者中心筹集了近8亿元的社会资金,建设完成了中国第一个超大规模的科技企业孵化器,开创了民间资本投资科技企业孵化器建设的先河,成为全国科技创新典范。”龚伟介绍。

  这些数字,也许可以用这些没有编制的干部和他们的作风来做出解释,在光谷文化的笼罩下,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向这里聚集。

  “确切地说,是一些有情怀、有见识、有能力、有办法的人,成就了今天的光谷。”长城战略咨询光谷研究院院长赵荣凯来到武汉很多年,他认为光谷的发展模式,可以被其它广大地区复制,比如在没有特别的地理优势和特殊条件,但科教资源丰富的地区,搞改革创新,光谷蹚出了一条样板式的道路。

  问题在于,“那时候的科研工作和经济工作严重脱节,两张皮,一些新技术就是走不出实验室,不能转化为生产力。”原中共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著名党史专家水世闿曾在回忆中称。

  搬过来后他发现,这里确实适合他这种互联网公司+文娱公司。“2012年以前,我们给很多公司做外包业务,也做一点原创,当时很多中国的动漫公司都没有可靠的盈利模式。2012年以后,国家扶持减少以后,很多动漫公司死掉,也就是从那时候起,我们开始尝试做更多的原创。”王世勇说,中国的漫画该怎么走向世界,我们的产业变革应该怎么做,他想过很多。

  “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武汉市层面,都迫切需要找到一条途径,让科研和生产相结合,开发出新的产业,这个过程摸索了很长时间。”原武汉市副市长袁善腊,1991年到东湖高新区,十二年的时间,作为高新区管委会主要领导,他看着这个地方艰难起步,靠自己的力量发展,说不完的辛酸故事,如今都成了可以复制的一条与众不同的路。

  美国的互联网泡沫的破裂,像一个巨浪,给还未长大的长飞带来巨大冲击,那时候意识到自主研发的重要性,长飞成立了研发部,开发新产品,让同类产品成本大大降低,同样一套设备的成本降至原来的十分之一。目前,长飞完成了从零部件的国产化到整个设备的国产化。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客观条件,“项目起步”的新模式才被东湖高新区最终确定和实施。1984年筹建东湖小区方案的讨论稿和征求意见稿中,对“项目起步”就是这样叙述的,“在现有高等院校、科研、设计单位周围,充分利用现有的中小企业和校办工厂,发展新兴技术新兴产业。”

  2009年,光谷建立“人才特区”,实施“3551人才计划”;2012年8月,出台的武汉“黄金十条”,旨在激发各类主体创新创业活力,加快科技成果转化;2017年6月,“新黄金十条”补充完善,全方位解决创业者痛点。此外,“青桐计划”、“楚才回家”计划等等一系列政策和法规,组成了光谷助推科技型创新创业的加速器。

  当时地处内陆中部的武汉市,正在寻找冲破计划经济体制桎梏的方法。科教资源丰富,有很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聚集着大量高科技人才等优势,使得“高科技”、“新技术”自然而然被视为其最重要的突破口之一。

  “中国漫画要有中国味道,这才是核心竞争力。”对于未来,王世勇不止想做一个企业,而是想把中国的漫画带到世界。

  “科技人员下海,肯定要喝几口水,要给他一个救生圈,让他能上岸。”当时武汉市一位检察长说的一番话,让东湖高新区管委会的人很受启发。于是,《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条例》(1994年)出台了,鼓励国内外企业、教学科研单位以及其他经济组织和个人,在高新区投资或兴办高新技术企业、科研机构,从事高新技术及其产品的研究、开发、生产、经营和咨询等活动。这个条例,在当时全国的高新区中,是第一个。

  在一个个难题面前,东湖高新区尝试了多个“全国首创”。正是最初的体制上的探索和突破,为后来的发展植入了改革和创新的基因。

  凡谷电子是做通讯设备起家,刚起步的时候,创业的夫妻俩就租住在一个很小的房子。“当时我们听说这个项目很好,就去找他们,由管委会出面担保,从农行贷款50万元。后来这个企业一度是高新区民营企业中的税收状元。”

  “这可能是国内最早的孵化器对在孵企业的投资案例。第一笔风险投资惠及20多家企业,最后3/4存活。”武汉东湖新技术创业者中心主任龚伟回忆,“2000年前后,武汉市政府提出:依靠市场力量来建一个规模型孵化器。2003年,东湖新技术创业者中心由正县级事业单位改制成民营股份制企业。我们找到20多家孵化毕业的企业认购投资。第一代光谷创业者成了投资人,成就了后来的SBI创业街。因为房租便宜,一期7栋楼房没建完,创业者全订完了,九成以上是大学毕业生,‘400家企业同一条街,10000个创业者一个家’成为现实。这在当时的中国绝对是一个创举。”

  这栋小楼曾是东湖高新区管委会最初的办公地点,地下一层曾经是太平间,上面一层是几间简陋的房子,一群从社会上招聘的年轻人,挤在几间办公室工作,墙上写着:“鼓励冒险,宽容失败。”

  按照当时高新区的建设成本,基本上是一平方公里需要1个亿,但东湖高新区只有通过国家建设银行的800万元贷款,要征地、找工程队、建厂房,这些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1988年开始对在孵企业进行投资,用国家科委下拨的70万元扶助资金作担保,押一贷三,向银行贷款210万元给在孵企业输血,有的几千元、有的几万元、有的十几万元。

  “30年来,光谷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气候,敢为人先、自我实现、发展有定力,平等、开放、宽容,有情怀、敢担当,这些因素凝聚的气候有一种独特的吸引力,也正是这种气候,滋养了创新科技蓬勃发展。”赵荣凯说。

  统计显示,2017年全年,光谷共引进包括华星光电T4等在内的100亿元以上项目4个,科大讯飞等50亿至99亿元项目5个,小米系等互联网“第二总部”项目20余个。

  9月25日,《凤凰周刊》刊发光谷系列报道封面故事,用26页的系列报道解码中国光谷30年生长基因。今天,我们为您推出系列报道的第三篇——《光谷改革传奇勇立潮头再出发》。

  “也许我们这代没办法做到美国有硅谷,中国有光谷,但是我们一定能看到这个差距在迅速缩小,一代一代人接着干,总有一天会实现,这里有干事的土壤。”作为一位老光谷人,东湖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夏亚民感慨说。

  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在入职后,会拿到一份录音和整理资料,是已经调任其他地方的前任管委会主任,专门用一个周末下午的时间给当时的光谷新人讲对事业、对工作、对岗位的体会和建议。这份讲话当时被录下来,整理成资料,发给近年每一批新来的年轻人。

  “院校背景,是这个区域内的企业普遍都有国家情怀的原因之一,这种情怀,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这些企业能够从小到大、由弱到强不断改革创新的重要动力之一。”赵荣凯分析。

  “在成立之初,我们就是靠市场推动,主要原因,当时虽然政策上给予高新区很大的自由度和支持,但资金和资源紧缺,始终有先天不足的劣势。”袁善腊到东湖高新区,正值首批27个国家级高新区正式批复那年,“不像首批国家级高新区中的北京、上海等城市,有先天的政治、经济或是地理优势,或在刚开始的时候就集中了很多资源,资金、土地等等,这些地处中部的东湖高新区都不具备。”

  “这种去官本位的文化和服务的意识,一开始就设计和奠定了。”一位在光谷工作了20年的管委会人员说,“刚开始整个领导层都在倡导、遵循,慢慢地沉淀、培育成为高新区的精神和文化,正是这种代代传承的理念和文化,支撑了整个光谷体制和机制的创新,这种观念和文化是土壤,看不见,摸不到,有了它,创新就会源源不断,没了它,就很难长久。”

  此后,国家高层在调研时称,东湖高新区创造了业绩又创造了经验,采用托管方式解决产业空间问题是创新。此后几年间,陆续有超过100家国内的开发区到东湖高新区考察学习,托管模式成为全国样本。

  李世涛现在是政务服务局的负责人。去这个岗位,也许与他之前有跟企业、跟项目打过交道的经历有关,知道企业的需求和政务服务的痛点。

  光谷人想做中国的硅谷,对标世界高科技产业区的高点,“我们希望展现给世界的是一个国际化的光谷,这是我们的下一个目标。”上述负责人称。

  也许只有懂的人,才会理解这种看起来疯狂的举动背后的情感,也只有理解的人才会懂,这就是光谷吸引人的地方。

  他说,很多刚来的新人,会经历从谈判到协调落户、征地、建设、水电气、环保、环评、消防,到企业建成投产、发展成规模,整个从无到有的过程,不需要别人夸奖,是一种自我的认同。

  柜台交易,就开始率先在开发区被尝试。“当时的几个处长,对资本市场很熟悉,脑筋灵活,敢想敢试,这种模式在当时来看是非常超前的。”龚伟说。

  目前的市场主体超过10万家,企业总数超过7万家。今年1-8月平均每个工作日新增企业73家。据悉,各项经济指标中,增长最快的是招商引资增幅,达41%,实际到位资金736.58亿元。

  1990年代初期,围绕“职务发明还是非职务发明”,科技人员被大学和研究所告上法庭的案例比比皆是,要让更多的研究成果走出实验室,首先要为科技人员提供保护伞。

  “我经常回来,和这里的人聊天、吃饭、谈未来。每次当车开进光谷的时候,我都会下来,站在光谷的土地上,闻一闻光谷泥土的味道。”他说。

  原信息产业部部长曾经讲长飞是两个典范:第一个是中外合作合资企业的成功典范;第二个是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创新的典范。

  与他一样,东湖高新区管委会上下员工根植于内心的服务意识,以及对企业创业艰难的感同身受,使得高新区的政务服务一直是全国的标杆,从20世纪初期的阳光下的新政,到现在的行政审批和政务服务改革。

  如果管委会的职能部门跟一个企业就同一件事出现了不同的意见,那么最常见的情况大概就是部门尽量听取企业的意见,原因是“企业并不是所有诉求都可以完全实现的,所以能解决的情况下,尽量解决”。

  然而在初期并不依靠财大气粗的“政府之手”的模式,在多年后让东湖高新区比当时条件优厚的开发区走得更轻松。

  他们相信,未来的某一个时候,光谷将成为与美国硅谷拥有同样标签的区域。很多人听起来难以置信,但是就像刚开始“光谷”这个名字的诞生一样,谁会想到那个破旧的二层小楼和一片荒地,日后会成为今天的一片繁茂。

  由华中科技大学前身华中理工大校办工厂改制而来的他们,能反映相当一部分当时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时的阵痛和困扰。

  如今,因光电子产业得名的“武汉·中国光谷”已经成为覆盖518平方公里,下辖八个街道、八大产业园区,集聚42所高等院校、56个国家及省部级科研院所、65名两院院士、30多万专业技术人员和80多万在校大学生的创新基地。

  在小米的布局中,武汉总部被定位为“超大研发总部”。小米、金山、顺为等”雷军系”计划在武汉全面建设小米(武汉)总部、金山(武汉)总部、顺为(武汉)总部,落地新零售、人工智能、海外业务等,设立小米长江产业基金,积极引进或培育小米生态链企业,打造智能硬件和互联网产业生态环境。

  后来马新强开始统一财务,没收每个公司的经费,统一生产,统一市场。“科研人员当然不干了,遇到层层阻力,有人上告,要把我换掉。当时的东湖高新区发展高科技产业的方向很明确也很坚定,从很多方面支持我,才能一路走下来。”

  一位领导干部曾经半开玩笑地提出这个问题,“每次颁给你们国家级的奖项,肯定是又锁到柜子里,不可能变成产业。”

  2017年6月出台的“政务十条”中,光谷首次提出企业住所及经营场所申报承诺制、企业身份证制度、套餐式登记、全国最简工业项目落地路线条“三办”改革新政,包括试行降低市场主体准入“四个放宽”新政策、探索“五个一批”证照分离改革新模式、实现不动产登记费在线缴纳。有媒体称,这些条条都指向了“硬骨头”。

  当时武汉市相关部门经过集中研究,托管方案出台,把东湖高新区相邻的洪山区、江夏区的一些乡镇村,分批次移交东湖高新区管理。这种模式的特点在于,不实行高新区和行政区合一,而是坚持作为政府派出机构的高新区管委会对区域实施经济和社会管理,这在当时的中国属于首创。

  2015年,凭借原创作品的点击量,他拿到了一笔投资。“那个投资人肯定了我,说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好一家公司。”他研究了日本动漫产业的趋势、美国的趋势,“很多规律都一样,我们都可以参照创新。”

  在这期间,此前一直通过引进合资方技术的他们,开始探索自主研发单模光纤技术,丰富产品线满足市场。“当时外资方不同意,感觉我们会造成威胁而在技术上有所保留。后来我们技术人员用了一两年的时间,攻克了技术难关。”

  “习总书记视察过长飞两次,刚刚过去的4月,我给总书记汇报说,我们用自己的碗装自己的粮食,从原材料的国产化,零部件的国产化,设备的国产化,到包括设备的源代码全部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庄丹说,这让他们非常骄傲。

  用总裁庄丹的话,长飞是一个含着金汤匙出生的自带光环企业,中外合资,政府扶持,从1992年到2002年的第一个十年顺风顺水。

  相关负责人透露,当时提出“光谷”的名字时,曾经遭受了很多非议,觉得是天方夜谭,“但是现在,‘中国光谷’这个名号已经被广泛认同。”

  2018年5月24日—27日,首届“光谷产业创新高峰论坛暨小米生态链与顺为资本CEO年度峰会”在武汉光谷希尔顿酒店举行。

  “在光谷,你可能职位并不高,但是你有机会把自己的想法变成现实。”一位在光谷工作多年的人这样总结这些“没有编制的”、“不像官员”的干部在这里聚集的原因,这也是光谷吸引人的地方。

  再比如,企业的股权变更历来要求股东都到现场,但这对于很多股权分散、股东不在国内的企业是一件非常头疼的事。“人工智能、直播平台,这些手段相配合,政务服务局开发了股权转让远程核实系统,把不同地点的人通过直播平台集合到一起,重点是每年的成本只有几十万元,却能节省企业几千万元的花费,这其中还不包括时间成本。”

  7月19日,香港上市后第10天,小米集团董事长兼CEO雷军走进位于高新大道777号的东湖高新区管委会新大楼,“这里的感觉和环境很国际化,第一次来,倍感亲切。”这位30年前曾在东湖高新区的发源地—广埠屯一条街创业的人,30年后,把武汉总部落户在光谷,“感谢高新区一直以来对我情感上的支持。”

  获批当年,光谷开展股权激励等试点,陆续有70余家国有及校办企业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研发人员成为股东,职工利益与企业利益更紧密地联结;2012年,武汉又率先在光谷开展科技成果转化体制机制创新试点,鼓励高校、科研院所与事业单位科研人员留岗创业,转化收益70%归研发团队;2017年,再次放开科技成果转化限制。

  庄丹很清楚地记得三件事,第一件是在企业建立初期,四周还一片荒凉,长飞旁边成立了第一家派出所。第二件来自研发,在开发大尺寸预制棒技术的过程中,需要大笔资金,但外资方不同意,在高新区的帮助下解决了资金难题,“对研发成功打下了重要基础”。第三件事,在最困难的2002年,针对技术革新的国债贴息政策,高新区的领导费了很长时间,帮助长飞申请下来。

  同样都有一流学府和丰富的科教资源、雄厚的科研能力,同样聚集着大批的高新技术企业,硅谷对创业人才说:“It’sOKtofail”,光谷说,“鼓励冒险、宽容失败。”

  相关部门称,每年留在光谷的大学生9.8万多人、大学生落户2.3万多人,截至目前,光谷人口总数突破168万,仅1-8月新增人口17万。

  作为光谷人的一员,2005年底,李世涛博士毕业来到光谷。他选择了排在就业列表的最后一个地方——武汉东湖高新区。

  刚刚过去的8月,美国新思科技的武汉全球研发中心也正式在光谷建成,消息称,该中心落成后将成为中国乃至亚太区最大的研发中心,一起服务于全球的集成电路产业市场。

  “刚开始就靠银行,但由于风险管理,银行需要靠政府来担保,就这样,我们在刚开始通过一些小微的风险投资,推动了一批企业起步。”袁善腊回忆。

  东湖高新区自有资金很紧张,帮助企业解决发展当中的资金问题,只能依靠市场来解决,这种依靠市场的操作手法,在当时很少见。

  柜台交易又称场外交易,是指在证券交易所以外的市场所进行的股权交易,对于达不到上市条件的企业,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融资手段。

  “在光通讯领域,我们与国外的差距最小,最有希望杀出一条血路,沿着这个方向坚定地走,就有可能跨入第一梯队,实现赶超。”袁善腊说。

  2018年5月3日,证监会2018年第70次发审委工作会议上,对长飞光纤光缆股份有限公司、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武汉明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IPO进行审核,三家企业同为光谷企业。至此,光谷上市公司总量增加至40家,数量占武汉上市公司总数的一半以上。

  如今,他的公司已经有“国家级动漫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等头衔,自己还成立了华中地区首支文化产业投资基金,展开全产业链生态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