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对线位学者寻找经改新突破

 定制案例     |      2018-11-11 12:23

  秦晓:我觉得,国有企业改革的下一步不是让他们退出市场,即使你让他们退,他们也退不出。可行的办法是,让国有资本从这些优秀的竞争性国企中退出来。即通过整体上市,国有资本部分退出,让社会资本进入。

  保育钧:政府。要划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政府应该管什么,市场应该管什么。这些年政府管得太多了,宏观调控变成了微观干预,审批制度非改不可,动不动就审批,有一些是有法律依据的,有一些是政府部门自我授权,自己发个文件就算审批依据,这是很不合理的。

  也就是说,中国的金融改革首先要对民间资本放开,这个放开不仅是让民间资本进来买银行的股票,参银行的股,更重要的是让民间资本组建发起小型微型银行。

  保育钧:第一,原材料大幅涨价;第二,劳动力成本大幅上升;第三,融资难;第四,税收负担重;第五,市场准入的“玻璃门”没有解决。“新36条”出台已近两年,没有很好贯彻落实,所以国务院强调要有实施细则;第六,民营企业权益保障没有很好落实。尽管《物权法》、《宪法》都修改了,但是侵占民企财产的事情时有发生,而且发生后很难纠正。民营企业一般不愿意告官,打赢了自己也死了。

  秦晓:收入分配中确实存在国有企业的垄断,但是单独把国企问题提出来作为收入分配的改革个人觉得力度不够,没有那么大的覆盖面,空洞的争议也多。

  秦晓:私有化概念针对的是什么?是政府财政支持企业,而不是公有制企业,不要把私有化和公有制对立起来,造成误区。私有化实际是把政府性企业变成大家共同拥有的,与公有制不矛盾。

  保育钧:解决问题的基本办法就是金融银行业对内开放,让民间资本来兴办小型金融机构。最近温州已经被批准为一个金融改革的综合试验区,允许当地的民间资本来组建小型的社区型银行,就是村镇银行,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头。还有一个是允许已经大量存在的小额贷款公司,符合条件就可以改制为村镇银行。

  《凤凰周刊》:如何看待民营企业家移民国外?一些民营企业家担心自身资产的安全,也出现了一些案例,你如何看待。

  《凤凰周刊》:现在很多国企已经在竞争领域占据优势地位,并且正在寻求上下全产业链化,比如像中粮,它们是不是应该退出这些竞争性领域。

  保育钧:这个问题很头疼,现在侵权的主体不是老百姓,而是权力部门。你想,怎么和政府打官司?这是严重的威胁,现在《物权法》执法不严。

  这两年总体看好像国进民也进了,但实质上市场配置资源的体制机制发生了逆转,这实际上是一种后退。我觉得应该回到本原,市场经济不应该由权力来配置。

  保育钧:中国小微企业融资难,实质上就是金融垄断。一般来说,大企业、国有企业,包括一部分民营企业的贷款不成问题。难就难在小型和微型企业。根据我们的调查,90%以上的小企业贷不到款。什么原因呢?中国金融结构很不合理,没有为中小企业和微型企业服务的金融机构,利率也没有市场化,还没有存款保险机制。金融监管机制上是“一行三会”,并且垂直到底,但留下大量问题。上面管得越多,下面就越死,民间只能自己找出路;上面越放,下面越乱,搅进民间金融里,这就是产生“吴英案”的根源。

  国企上缴红利纳入公共财政是必须做的,而且要加大力度。不仅仅是每年红利那部分,而且要把资产和收益都纳入到公共产品的资源当中。政府目前在提供公共产品上有巨大的缺口,如医疗、教育、社保,很多基础设施也是欠账的。能不能把资产通过资本市场减持,或者划拨给社保资金。百姓如果有资产性收入,也会改善收入分配的差距。

  [内容摘要]:记者关于民企、国企、金融、财政、收入分配、城市化等领域的现状和未来,中华民营企业联合会会长保育钧、春华资本董事长胡祖六、耶鲁大学终身教授陈志武、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博源基金会理事长秦晓、前任美国财政部长鲍尔森、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杨斌等七位学者,各有自己的焦虑所在,观点之间也不乏对立。

  秦晓:国有企业是计划经济的遗产留下来的,经过改革取得了很多成就,怎么把这一块资产平稳的转移到公共财政,这是一个基础问题。从国家国有资本的角度来讲,应该放在公共财政上。

  保育钧:中国这几年确实是国进民退,但国有企业等一些部门不认同这种说法。这几年民营企业注册资本金占20%,业绩增幅比国企多,民营企业确实大发展,但民企就是觉得受冷落。这是因为2009年4万亿元投资政策出来后,是政府在投资,权力在投资,首先配给的是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好多民营企业拿不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