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周刊消失的中产洱海民宿梦(民宿指南针)

 定制案例     |      2019-04-08 20:57

  喜洲镇的客栈老板黄谦一直没有办下消防和特种行业证照。这时候,他着急了。他意识到,让证照齐全的人开起来不是坏事,至少他还有机会补办证照上岸。

  52岁的韩牧来自四川,他的客栈工商、税务、排污、消防等证照一应俱全,但也被关闭。来到大理旅游的那一年,他决定,50岁以后就在洱海边养老了。

  “难道大家都不在乎自己的客栈吗?难道大家都不差这点钱吗?还是说都有了第二份收入来源?”冯翔说,“我现在都不知道这些人都在想什么。”

  2013年,福建人陈鸣来到大理,在洱海边的马久邑村租下农民的宅基地,打算建起自己的客栈。陈鸣身着长袍,平日吃素,喜欢品茶,风格有些脱俗,客栈设计显得品位精致。

  韩牧说,他接手的这家客栈2010年修建时,是当地镇上的招商引进项目。镇长亲自到了工地,现场办公,督促各部门为其。有感于这样的生态,他期待很高。

  “跟因环保不达标关停的风险比,任何客栈老板都不会在乎这点排污设备费用。”陈鸣也花了十多万元,给客栈装上了污水处理的设备,客栈的废水排放达到一级A的标准。

  目睹2个多月的事态发展后,刘汉捷坐不住了。6月初,他在微信公号上写下文章《大理的民宿业主,你们为什么不生气》,试图为行业发声。

  而《凤凰周刊》在当地寻访民宿主,并不是每个人都乐意说出自己的故事。有人已经被地方政府反复关照,有人只把客栈当做副业不想再横生枝节,而以下受访者们的故事,均要求化名处理。

  2017年3月31日,靴子落地的一天,大理市政府发出第3号政府公告,以环保的名义,要求10天之内,洱海保护区内的所有客栈、餐饮,一律自行暂停营业。

  此次关停再次验证了这一判断。洱海民宿餐饮关停以后,今年“五一”黄金周,大理官方没有像以往一样披露旅游数据。知情人士称,大理旅游间夜数(酒店在某个时间段内,房间出租率的计算单位)同比去年下降了将近1/3。

  2017年3月,大理官方先是否认了关停洱海周边客栈的消息。同期,应政府要求,很多客栈花费数万元到数十万元不等,按照城镇污水处理厂的最高标准,紧急上马了环保设备。

  “一是很多人走了,” 银桥镇的客栈老板莎莎说,“二是,很多客栈老板有别的资产,有第二份工作。不像我们这种,只有一个收入来源。”

  莎莎告诉《凤凰周刊》,银桥镇的十几家客栈老板已经联合起来,聘请北京的律师介入,希望走法律程序,向大理政府申请信息公开,逐步往下走,问责客栈关停的合理性。

  陈鸣回忆,这个消息出来以后,证照齐全的客栈主一度遭到其他客栈老板的敌视。因为很多客栈老板认为,他们跑过无数次要申请执照,“不是不想办,而是办不下来。”

  类似的故事在洱海客栈老板间广为流传。有家客栈,当初工商所长亲自把证件送来,欢迎开业。某某领导,公开表扬过对旅游业的带动。客栈主们说,即使有时政商关系谈不上温暖,但至少,地方政府无为而治,客栈交税,遇事认罚,倒也太平。

  由于客栈关闭,才村的白族姑娘纳斯刚刚失业。19岁的她此前在当地一家客栈任职前台,每个月能拿到2500元的基本工资。

  有业内人士统计,环洱海的业主们此前身份不乏媒体人、广告人,还有作家、艺术家、企业家等。若绘制一张脸谱,这些人可以说是在大城市见过世面,打拼过赚到钱,可能还有丰富的出国游历经验。

  旅游业界公认,洱海的旅游由民宿业撬动,继而带动了大理旅游业。此前,大理在云南景区的定位里,只是“过路停留”的角色。海边客栈的设立,成了游客在大理逗留的理由。

  冯翔夫妇盘下一幢房屋,以海子的诗歌命名了客栈,计划投入四五十万装修设计。但工期拖长,预算超支,最后,他们下决心卖掉北京的房子,投进100多万,才于2011年开业。

  “别人只看到客栈老板身处绿水青山,看不到他辛苦地掏马桶,看不到他为了水电忙碌得不敢出去玩。”冯翔说,以前他的工作是朝九晚五偶尔加班,到了洱海之后,他竟然因为经营事务失眠了。

  卖米线和饵丝的本地大姐则告诉《凤凰周刊》,她的生意量少了2/3。晚上也不出来营业了。“以前到傍晚,街上全是人,现在连个鬼影都看不到。”

  4月,客栈横遭关停,此后三个月的遭遇,辗转的疑问,毫无头绪的政策,让冯翔质疑:真的还要在大理待下去吗?

  世俗事务缠身,业主的生活并没有想象的美好。冯翔说,辞职开设客栈,设想和实践完全不一样。进入民宿业6年,他现在觉得,自己只不过是改行,进入了服务业。

  “现在500万也买不回北京的房子了。”冯翔感叹,虽然多年的经营基本收回了客栈的成本,但这期间他们也舍弃了不少,包括原来的事业前景,以及增值的房产财富。

  “到这里来开客栈,很多人都带着情怀。”客栈老板冯翔之前在北京做IT工作,2010年到大理旅游后,他迷上这里的蓝天白云湖水,恋上气候环境和生活节奏。冯翔和爱人辞掉工作,两人离开大城市,定居于此。

  此前,外界有一种声音,指责洱海的客栈老板们挣走了钱,占光了好处,污染了洱海,破坏了洱海周边老百姓的安居日子。

  多位客栈老板向《凤凰周刊》确认,他们除了个别职位比如店长需要业务娴熟的熟手,其他大部分员工都是本地人。投资规模千万级别的客栈,通常须雇佣十多名员工。

  她的店面外边已经贴上了“店铺转让”的广告。这家店铺每年租金20万,佟大姐签了5年。因为匆忙转型小卖部,门口角落摆放着饮料零食,游客稀少,导致无人问津。

  2011年,莎莎为了来到洱海开设客栈,卖掉了深圳的房子。显然,和冯翔一样,她获得了好山好水好空气,但也错过了深圳房产财富暴增的机会。

  冯翔是双廊镇最早的业主之一。2010年他刚来的时候,这里只有不到10家客栈,柏油路刚计划修通。而现在,双廊是大理旅游的标志性地点。因为风光出色,这个最初只有背包客到访的渔村,吸引来海量的游客。

  这些到大理投资民宿的客栈老板,来自全国各地。他们的投资从百万元到千万元不等,然而,3个月前,一纸禁令突然关停他们的客栈。模糊的政策,令他们对未来充满了从未有过的不确定性。

  7月5日,与其他四位客栈老板会晤时,冯翔说出了担忧。客栈关停长达3个多月后,他所在的双廊镇200多人的客栈群里,即使到了每月政府允许拆封条可以进店查看的日子,也已经没了动静,不再讨论,连抱怨都没有了。

  按照要求,大罐子处理完的水,不再直排洱海,而是要由专车来接,最后要被送到指定的污水处理厂,客栈老板们称为“零排放”。

  而客栈主韩牧说,有证照齐全的客栈主询问政府方面,得到的说法是,因为之前说的是“5月10日之后”,并没有说是定在哪天之前,所以并不违反承诺。

  “4月份的时候说5月10号,5月份的时候传6月10号,还信呢?就快到7月10号了,是不是该指望8月了?”银桥镇的客栈老板不抱期望。

  不过,虽然文章批评,客栈主们连“转发一篇文章都要斟酌半天”,刘汉捷说,他能理解,客栈主们都各有算盘和顾虑。

  冯翔明白生活的牢笼无处不在,却不曾料到更大的牢笼降临。客栈主们思考了自己的生活方式,用脚投票,以为逃离北上广深,逃离了某种束缚,却依旧未能逃出现实未知的掌控。

  然而,证照齐全的民宿主们也没有等来允许开业的通告。在5月10日、6月10日、7月10日的期待和幻想破灭中,他们失去了信心。

  佟大姐来自辽宁,2017年的春节,她刚过来接手别人的店面,投入了30万的资金装修改造饭店,但结果,政府部门有人找上门来说要停掉。

  这一意见赢得了多数赞同。双廊镇的老板冯翔插话:“都是大家猜测。我今天出门的时候,对面客栈老板还跟我招呼,听说(明年)春节会开业呢!”

  尽管没有赶上那波高峰,提早收回成本,但陈鸣仍对未来充满期待。对于洱海边的很多客栈来说,民宿是生意,也是家。陈鸣的客栈经营了一年多,一家老小眼下都住在了这里。

  他们所说的证照,指的是工商、排污许可、消防、特种行业从事证等证照。客栈老板们反映,这些证照在大理当地办理存在窗口期,常常需要找政府关系。

  诉求最集中的点在于,他们希望获得确切的答复,确认政策的走向。陈鸣说,如果真要关停所有洱海边客栈,那越早知道也越好,至少他还可以谋划着向茶道培训转型。

  才村的一家东北菜餐厅还开着,光大堂就占地几十平方米,只不过,全新的桌椅餐布成了摆设,餐厅实质变成了小卖部。

  大理古城的旁边,从事多年民宿一线运营的刘汉捷,开办了町隐民宿学院,旨在行业观察研究并开展培训事务,因此与同行接触较多。

  但这毕竟是自己选择的生活,当初的热情依旧还在,这个老家在黑龙江的男人决心要在这里扎根。因为钟情于此,他把户口也迁到了大理。

  由于资金不够,陈鸣在租地后找朋友参股,直到2015年年底才把房子建成。他是马久邑村租地最早,却开业最晚的客栈之一。他刚来的时候,全村只有一家客栈,到2016年,已经冒出大约30家。

  因为洱海治理,大理近2000家客栈被集体关停,在町隐民宿学院的执行长刘汉捷看来,这是中国客栈行业发展史上最大的一次打击。

  “客栈的体验在于老板,在于特色,这是希尔顿酒店也给不了的。”2014年,韩牧投入400多万接手了大理银桥镇的一家客栈。韩牧把客栈交给雇来的人打理,自己要做的就是,“心情好的时候,跟天南海北的客人聊天”。

  才村码头附近拉客的车,现在比游客还多。一位本村的电动车师傅告诉《凤凰周刊》,他过去只跑才村到大理古城的营运,由于游客稀少,现在他必须跑到村外拉客,而一旦违规进入古城被交警查到,将面临罚款。目前,他的收入比客栈关停前减少超过一半。

  洱海民宿餐饮关停以后,今年“五一”黄金周大理官方没有像以往一样披露旅游数据。知情人士称,大理旅游间夜数同比去年下降了将近1/3。

  “还有很多隐性就业没有算。”从事民宿培训多年的刘汉捷说,很多洱海当地的年轻人背着贷款购置小车,专门接送往来客栈、景点、火车站和机场的客人,现在,这些人只能赋闲在家打麻将了。还有很多白族老人在村里路边做小摊贩,也没法补贴家用了。

  在客栈和餐饮全面关停以后,洱海周边,各村景象一片凋敝。游客消失,老板走人,很多村里面刚刚繁荣起来的菜市场,迅速衰落。

  云南洱海,原本并不相识的五位客栈老板,因为共同的命运,在7月5日这天坐到了一起。他们都在大理开的民宿客栈,两家在喜洲镇,另三家分别在双廊镇、挖色镇、银桥镇。

  但所有接受《凤凰周刊》采访的业主们都认为,在洱海,客栈老板们是一个极为松散的群体。大家都有各自的朋友圈子,客栈主之间往来并不多。即使是在同一个镇甚至同一个村,很多人彼此也不熟悉。

  “2014年和2015年是洱海旅游最热门的时候。”陈鸣回忆,在电影《心花路放》的推动下,洱海边一房难求。如果2014年他就能建好客栈,那年的营业额应该能达到200万。

  此前,有远离洱海边的客栈老板以为,失去竞争对手会让他们获益。但有大理古城的客栈老板反映,他们的客源也减少了,游客也许了解到海边民宿关停,直接取消了游玩计划。

  “现在听老板说很难,老板自己也回了老家。”纳斯说,她想在家乡工作以便陪伴父母,在客栈从前台接待做起,能学到技能,甚至有将来自己开家客栈的想法。

  纳斯告诉《凤凰周刊》,她所在的客栈雇佣了5个当地员工,包括前台、保洁阿姨等。客栈关闭后,她们本来以为能很快重新开业。

  洱海客栈的经营者中,不乏投资额达到千万级的业主。5位交流的业主里,来自挖色镇的罗华的投资金额达到了3000万。她的客栈,一度被当地政府视为行业标杆。

  “律师了解完情况告诉我们,第一时间就该请他们介入了。一纸行政命令就关掉客栈,这在法律程序上是有问题的。”莎莎说。

  餐厅老板佟大姐每天坐在门口,总接到稀稀拉拉的游客询问:有没有饭菜?这些游客往往事前没做功课,误闯后发现关店,深陷饥饿的困境。

  “就为了一汪子水,那么多人的生计啊。”佟大姐不理解,关停为什么这么草率。现在,镇上不时有人来查客栈餐厅有没有偷偷重启,每次,佟大姐询问办事的人员何时能重启,对方也说不知道。

  对于这些全职经营客栈的中产阶级来说,他们投入了百万资金运作,卖掉了大城市的房子,同时身上还可能背负着贷款。

  刘汉捷告诉《凤凰周刊》,他发出的几篇文章在圈子里影响很大。微信公号的文章里,评论数目远超出了微信公众号能放出的上限。

  但律师说,我们跟政府签了承诺书,建议不要。”莎莎说,有的同行就很担心,打官司会得罪政府,对他在大理的其他资产造成影响。

  很多洱海客栈老板认为,客栈行业给洱海造成的直接污染,需要细致调查和研究数据来支撑。整个行业被污名化,而客栈带来的旅游利好,在外界的指责中被忽视了。

  “去年底,为了保障客栈的供电,专门拉了高压线,后来还搞了装修,但也是还没开业,客栈就被关停了。”即使被同行笑称为“土豪”,罗华也心疼自己的真金白银。

  刚进入7月的大理,雨水比往年格外多,甚至有些湿冷。对于洱海周围的客栈老板来说,他们的确提前进入了寒冬。洱海周边的1800多家客栈,已经关停百日。

  刘汉捷估计,洱海边的1800多家客栈里,只有100多家证照齐全,很多客栈卡在了“消防”、“特种行业证”等关口。

  1800多家被关闭的客栈里,没人清楚背后业主群体的生存状况,但大多数人确实是在沉默。而在座的五位客栈老板,因为不甘心,希望寻找出路,来此商议。

  陈鸣喜欢大理民宿业的氛围,从丽江古城转战而来。在洱海,他可以专注客栈本身,不用再向游客介绍商家拿回扣,捆绑经营各种票务。陈鸣说,洱海的住宿价格完全对应客栈条件。客人想找餐饮,他忠实于内心,会列出几个任其挑选。

  “证照齐全的人,其实都讳莫如深,彼此不知道证照是怎么办下来的。”陈鸣说,行业客栈“井喷”,地方政府管理没有同步,证照不齐全似乎成为洱海客栈主身上的“原罪”。

  近年来保护洱海的呼声越来越强,洱海周边的客栈越来越被视为环保的敌人。关停前,大理已经传出要对客栈动手的流言,但客栈老板们将信将疑。

  3月底的关停公告出来以后,在客栈老板代表和大理当地政府的一次对话中,据称有政府人士许诺,证照齐全的客栈,能够在5月10日以后开业。此事也被官方媒体报道。

  当着政府人员的拍摄,陈鸣给客栈的十多个房间贴上了封条,只留下两间自用。名义上,这是“自行暂停营业”,但不执行的后果一目了然,3号公文里写着,“凡是擅自开展经营活动的经营户,由相关行政执法部门依法查封、责令停业、吊销执照。”

  行业快速发展,但洱海客栈主群体面目模糊。关停事件发生以后,刘汉捷决定趁着短期内不会再有新客栈入驻的这段期间,调查行业情况,盘点客栈的规模、投资额,以及关停造成的损失。

  过去几年,洱海边的客栈们经历了“井喷”。从来这安家营生,到作为投资的客栈主们,身份各异。由于竞争激烈,到后来,洱海海边客栈的投资起步就是上千万。

  肉还没卖完,一位大姐就早早收了摊。她说,以前,客栈多,很多人来这长住,自己下厨买菜的人很多。以前猪肉消耗,每天要卖到一两头,现在只能卖半头。

  “我们就是太乖了。”客栈老板莎莎感慨,在民宿主们的配合下,客栈的封条贴得实在容易。每周,一些客栈老板还会坚持到大理的洱海保护治理“七大行动”指挥部,要求对话,询问客栈究竟能否开业、何时能开业,但更多的人,只是在私下里发发牢骚。